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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大腕跳槽忙离职门调查四大因素促风投圈反思

发布时间:2019-09-30 02:37:08 阅读: 来源:pp再生料厂家
PE大腕跳槽忙 离职门调查四大因素促风投圈反思 张帆离职、吴运龙离职、王刚离职…… 人员流动,在私募股权投资业内原是常态。中经合创始人刘环宇说,“尤其中国,这还是个新兴行业”。 变动与新产业如同一对双生儿,形影不离也不足为奇。 然而与一年多前与这个行业繁荣时的频繁跳槽不同,一个月内发生在红杉中国、KPCB以及高盛直投部门等知名PE的离职高管们,几乎都与一些问题投资有关,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从亚洲传媒到PPG,再到ITAT、太子奶等,大多是从最初的云端跌落残酷的世间。 因为VC、PE的介入,这些投资案成为“经典”,这些经典把这些投资人送入云霄,然后也是这些投资案,又再次把他们拽入漩涡。只是它们之间,谁成就了谁,谁失败了谁,谁又说得清楚? 作为投资人,他们是失意者,还是造物弄人?不过又一批在VC、PE泡沫中弄潮却被潮水淹着了的人? “VC、PE不过是众多行业中的一个,其投资人为何就有了和文艺、体育界人物一样的明星意味”?繁华不过过眼云烟,“那些自认是明星的人,最容易出事”。但其中,是否也有被赶上祭坛者的无奈? PE大腕跳槽忙 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分析,目前投资人出走的情况,“一种是投的项目出了问题;另一种是所投项目目前还没出问题,但他们通过介入董事会发现了问题,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问题,所以在问题还没爆发之前提早走了,以求寻得一个相对好的下家;还有一种,就是同一GP机构的其他合伙人认为这个人投坏了项目,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声誉以及下一步的再融资,于是把他请走了。” 2月9日,经纬创投中国基金(Matrix Partners China)宣布,凯鹏华盈(KPCB)前合伙人吴运龙(Ian Goh)正式以合伙人的身份加盟经纬创投,共同负责该基金在中国区域内的投资。 这样的人事变动,将KPCB推向行业关注焦点。 作为全球知名的PE机构,KPCB在2007年4月透过整合华盈基金(TDF Capital)创投团队进入中国,并由当时的原软银赛富基金合伙人周志雄和华盈基金创始合伙人汝林琪共同领衔KPCB中国团队,但这样的联合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8年2月左右,周志雄就离开了KPCB,同年7月,合伙人徐传陞以管理合伙人的身份加盟经纬创投,加上这次吴运龙的“出走”,KPCB一年内连走三员大将。 对于吴运龙的辞职,KPCB称,吴是由于个人原因辞职。 坊间将吴的出走和PPG的项目投资联系在一起。在KPCB,PPG项目一直由吴运龙负责,吴运龙也长期担任PPG的董事。 2008年,PPG陷入财务危机,官司不断,创始人李亮也传出“携款潜逃”的新闻。尽管李亮宣称在美国获得1亿美金的注资,但PPG始终不见起色。作为投资方,KPCB以及其他两家投资机构似乎均“看走了眼”。 2月19日,汝林琪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不评价吴的离职,行业的人才流动很正常,他到新平台会有好的机会。 而另一起更引人瞩目的辞职门事件,则是张帆之于红杉。几乎与吴运龙转投经纬创投的前后,红杉中国的创始合伙人张帆也选择了离职,从事公益创投。 1月25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对外确认,公司创始人之一张帆从该公司离职。 美国红杉资本创始于1972年。2005年9月,张帆与沈南鹏以及红杉资本一起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此后,红杉中国基金在国内已经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但2008年亚洲传媒在东交所退市事件,让红杉中国以往的光环受到影响。 亚洲传媒曾经是第一只在日本上市的中国公司,但由于该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从公司内部非法集资、不能按期披露财报,亚洲互动已于去年退市。 据亚洲传媒的公开资料显示,对其位于北京的实体公司的投资是张帆一手负责的,后者也长期在公司中担任董事。 基于明星效应,这两起离职事件成为焦点。但事实上,冰山浮上水面的不过1/10。和上述PE大腕的离职相比,投资经理的跳槽离职已是司空见惯。 坊间的消息称,高盛直投部门的人已经走了很多,摩根士丹利一个直投部门负责人也有意离职。 可靠的消息称,当年投资ITAT和太子奶的摩根士丹利一位投资负责人也在去年辞职加盟一只独立基金,后者由高盛出走的两位投资人设立。 ITAT和太子奶是2008年投资界爆出的另外两大问题案例。 2008年,ITAT由于业务模式受到质疑,其上市申请被香港联交所驳回。此后,各种业绩造假、承销商退出、会计师事务所“怠工”等问题相继涌现。由中联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美国摩根士丹利、美国蓝山(中国)资本、美国CITADEL投资集团等联合投资的1.2亿美金赚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而太子奶更是因为业绩达不到对赌协议要求,使得投资方英联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一度成为太子奶的控股方,创始人李途纯成为名誉董事长。 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分析,目前投资人出走的情况,“一种是投的项目出了问题;另一种是所投项目目前还没出问题,但他们通过介入董事会发现了问题,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问题,所以在问题还没爆发之前提早走了,以求寻得一个相对好的下家;还有一种,就是同一GP机构的其他合伙人认为这个人投坏了项目,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声誉以及下一步的再融资,于是把他请走了。” 在股权投资这样一个靠声誉吃饭的行业内,投差了案子“如果还有机构愿意接受自然是好事”。 幸好这种频繁跳槽的情况并不被认为会是下一阶段的常态。清科CEO倪正东说,前几年很多人换工作,是因为那个时候市场好,创造了很多机会。国内的基金数量也从几个到了几百个。但是现在整体市场行情不好,“找不到工作又怎么换?”所以跳槽出现的 几率会相对低一点。作为一家中介机构,他们能在3个月甚至半年前就耳闻辞职消息。 另一方面,中国这轮调整也不会像西方那么惨烈。西方主要是以杠杆收购模式为主。经济下行时公司业绩下滑,而只要有一个月的利息付不上,就会被迫宣布破产。在中国,一种是投资早期的VC。早期项目一般都不赚钱,当下其盈利模式受到验证以及真正盈利的时间肯定会推后,当融的钱烧完新的融资又不成功,就有可能功败垂成。另一种则是成长期企业投资,这些企业一般都有盈利。尽管当下上市对谁都是挑战,但风险相对小。 谜题的其他答案 新加坡VC和PE联合会主席Kevin Chan说,“我相信人们离开有着非常综合的原因。”过去往往是由于个人因素,最重要的是在竞争对手处获得了更好的待遇或者想要成立自己的公司。现在则更多的是由于个人原因比如糟糕的表现等。 谁辞职了?投错案子是否全部原因?现实远没有臆断的那么简单。 新加坡VC和PE联合会主席Kevin Chan说,“我相信人们离开有着非常综合的原因。”过去往往是由于个人因素,最重要的是在竞争对手处获得了更好的待遇或者想要成立自己的公司。现在则更多的是由于个人原因比如糟糕的表现等。 尽管也是其中的因素,但投资失败,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进入农历新年,这种PE高管离职似乎集中爆发。2月初,远在美国的TPG合伙人张桐以(Justin Chang)因个人原因正式离职。记者从TPG的人士处获悉,张桐以是TPG资格最老的合伙人之一,其1993年加入TPG,于该机构工作达16年之久,曾主导亚洲新兴市场的投资。 之前的2008年10月,童小幪阔别服务8年的美国泛大西洋(12.55,0.00,0.00%)投资集团General Atlantic LLC(以下简称为GA集团),加盟普罗维登斯股本合伙公司(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以下简称为普罗维登斯)担任董事总经理。 接着,华登国际的创办人兼董事长陈立武也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加入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Cadence。 从1980年代就做VC的陈立武,把“注意力”更集中在Cadence身上,一度被认为是这个行业暗淡的一道风向标。 1.找寻自己 Harbourvest董事总经理Philip Bilden说,“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基金和专业人员逐渐找到自己的长处并立足于各自不同的战略方向上,稳定性也会随之而来。”有些人的离开,只是为了寻找或者已经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点。 熟悉吴运龙的人士告诉记者,“吴运龙离开KPCB应该和PPG项目没有关系,否则经纬创投也不会接纳。” 吴运龙和其原同事徐传陞都来自新加坡,事实上,吴运龙早在去年下半年就谋求离开KPCB。 吴运龙于2004年作为投资总监加入华盈,至今已经5年,其间主要专注于互联网、媒体和消费行业等领域的投资,投资的企业中成功退出的有玺诚传媒(分众传媒:FMCN收购)。 KPCB中国相对于此前脱身于GIC的TDF而言,投资范畴则相对宽泛,“新技术、新服务、新商业模式”都囊括其中。汝林琪此前在参加清科年度论坛上也曾指出,通过二级市场投资的PIPE模式,他们也会考虑。因为“一般而言,外资基金都有15%的份额可以用于自由投资”。 据悉,吴与经纬创投洽谈了几个月,最终在去年底决定加盟经纬创投。经纬创投去年1月末开始运作其第一期中国基金,而其目标企业中,互联网、无线服务、新媒体、生命科学、环保技术以及消费者产品与服务等仍是其目标企业。 最新的消息称,经纬创投中国基金在近期将在上海设立办公室,新加盟的吴运龙将会在上海办公,而投资方向还是其熟稔的TMT行业。 下面的例子,虽不近,亦不远。 捷鸿资本(NPEA Capital)创始人王刚离职则是与LP洽谈不拢。 王刚因投资无锡尚德以及江西赛维LDK而在投资界声名鹊起。2002年,王刚创建了NPEA在中国的投资业务,并一直主导其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几年中,王刚主导投资了NPEA在中国的七个个案,其中包括无锡尚德、德信无线、瑞声科技和LDK太阳能等。在七个投资中,至今已有四个投资全部退出,并获得可观回报。 此前记者在采访时获悉,王刚主导的项目投资收益获得了6至7倍的回报。 捷鸿资本为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旗下的投资机构,自1999年开始投资于北亚地区,目前管理9600万欧元资产。迄今为止,捷鸿资本已经投资34家公司,其中中国公司有9家,在华投资总金额已达1.35亿美元。 据悉,由于和LP在新的合作方式上谈不拢,王刚已于2月中旬正式离职。 “人,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这句简单的箴言,做起来就相当难。寻求自我定位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这个行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吴运龙和王刚,也不过其中两个坚持者。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007年底唐葵就跳出淡马锡另立门户,募集了自己的基金。而据了解,去年8月成立、资本金为2亿美元的开信基金,就是由华登国际一位曾姓合伙人自行募集的,而已经确定的是,前IDG副总裁陈洪武已经跳槽,担任这家基金的合伙人。 2.融合之痛 接近红杉的人士称,张帆的离去,亚洲传媒只是部分因素。 当年沈南鹏说,“每个决策都是我们一起决策的,如果有一家公司失败了,那也是我们共同的错,而不是一个人的错”。 接近红杉的人士称,张帆的离去,亚洲传媒只是部分因素。 2005年,红杉中国团队刚成立,张帆和沈南鹏曾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会否因为团队不和而出现问题?当时张帆的回答是,几种不和的可能他们“都可以避免”。 作为国内知名的风险投资家,张帆是个投资能力很强的人。资料显示,张帆曾参与投资过百度、空中网、分众等著名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红杉任职期间,张帆作为创始人之一和执行合伙人之一曾参与了三个美元基金和一个人民币基金的设立和管理工作。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和当年周志雄离开KPCB相类,“非对等结构”。 他分析了红杉在中国的人员结构,除去此前张帆和沈南鹏这两位创始合伙人,还有一位叫做Skee Zhang的董事总经理,以及作为合伙人的周逵。据了解,作为MD的Skee Zhang驻在红杉上海办公室,是沈南鹏上海交大的校友。而在其目前15人的团队中,有超过6人是上海教育背景的。 2009年初,Cadence宣布了一个新闻,陈立武将担任其新任总裁暨执行长。而陈立武在此后也表示,未来将会把更多地重心放到Cadence中。这似乎给外界发送了一个信号:陈立武是否会淡出华登甚至整个VC领域? 华登国际CFO Teresa Smith在此后给本报的回复中指出,“这是错误的理解。”她说,陈立武先生还将担任华登国际的主席以及作为一名积极的合伙人参与工作,他在20年前创立了这家公司。他仍是华登国际半导体板块的“带头人以及核心人物”。 陈立武先生也仍将参与华登国际的合伙人会议,评估所有潜在的投资并在他所投资的公司中担任董事。“同时,他还致力于推动华登国际和我们的投资人之间的关系。”Teresa Smith进一步指出,“未来,陈先生还将继续其在亚洲和印度的频繁旅行计划。”只是其关注的工作将会包括华登国际和Cadence两块。 但是陈立武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把重心转向Cadence呢?Teresa Smith说,“这有利于我们的投资”,以便为所投企业带来持续的增值服务。陈立武也进一步指出,“我已在Cadence的董事会工作将近5年,并自去年10月份开始接手临时办公室的任务。” 新加坡VC和PE联合会主席Kevin Chan认为,近段时间LP们对投资的质量会普遍提高要求。“未来几年,GP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审慎投资的能力以及持续投资能力都会受到检验。” 而在中国和印度,GP机构都只有很短的历史、很少的经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GP团队都需要花5-8年的时间,才能成熟。”中经合创始人刘环宇说,由于团队成熟所引起的人事变动风险也是无所不在,美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都如此。 “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更关注GP沟通的诚意。”作为LP的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说,一方面是其所投的公司出现了怎样的状况,GP打算怎么去帮;另一方面也要看团队内部是否有充分沟通,团队是否稳定,以及团队内部如何分配利益。 3.加强增值服务 新加坡VC和PE联合会主席Kevin Chan认为,近段时间LP们对投资的质量会普遍提高要求。“未来几年,GP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审慎投资的能力以及持续投资能力都会受到检验。” 4.商业模式之困 “如果没有这场危机,这些问题也就一直隐瞒下去了,但是现在纸再也包不住这个火了。”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说。假如公司出现问题是由于市场不好、行业出现周期规律,LP们还能理解,但如果所投公司原来就是个骗局,LP们肯定就不能包容了。 何为(化名)最近开始醉心于自己的农业项目,基本不太管公司的事情,“反正也没太多事情做”。 2007年他从原来所在的媒体公司跳槽去了一家基金规模超过10个亿的本土机构,当时兴高采烈,因为当时每个人都觉得“PE、VC是职业王冠上的夜明珠”。 但他慢慢意识到,这个看起来非常耀眼的行业,首先累,“其实也没那么好做”,除了跑来跑去看企业,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于是在加入不久之后,他开始揣摩着和朋友搞起了一个农业类的项目。如果项目吃紧,他也打算跳出来专职创业。 中经合创始人刘环宇认为,“过去3年,中国市场被普遍看好,大量的热钱涌入其中,人们被这种现象冲昏了头脑。”而其中“部分年轻缺乏经验的从业者参与其中,造成了问题”。 而全球宏观经济的恶化,使得VC、PE投资的许多公司都出现了问题,比如“业务出现问题、账面上原来就有问题,或者老板逃跑等”。 “如果没有这场危机,这些问题也就一直隐瞒下去了,但是现在纸再也包不住这个火了。”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说。假如公司出现问题是由于市场不好、行业出现周期规律,LP们还能理解,但如果所投公司原来就是个骗局,LP们肯定就不能包容了。 软银、凯雷投资顺驰出现严重亏空;凯雷8700万美元投资的山东圣奥面临股权纠纷;华平1亿美元投资的圣元乳业受困奶粉事件已浮亏1000多万美元。 “这会使得GP后续融资出现问题。”张震说。况且“全球LP们在分配和部署投资上也确实变得更为谨慎了。”更有一家LP机构Harbourvest的董事总经理Philip Bilden说,2009年一些新的基金可能募集不到预期规模甚至融不到钱。 “其结果是,更多的GP公司不得不减少工作人员以降低成本。”新加坡VC和PE联合会主席Kevin Chan说。 另一方面,当初受VC、PE行业高收入吸引的那批人,也会选择退出这个行业。由于募集的资金量减少,GP公司能收取的管理费也就会大幅减少。而GP的另一块也是主要收入来自分红,由于很多所投公司出现问题或者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分红自然也变得不太现实。 “那些最初为了赚钱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就会走掉”,因为现实与期望不符。 事实上,在对冲基金领域,这是人员流失的重要原因。 GP待考 美国红杉派人来中国,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是所投公司出现问题,还是团队出现了问题,还是市场竞争压力所致?“他们需要研究,然后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说,这也无可厚非。 伴随着辞职门的,是国内GP运作模式的转变。 坊间盛传,红杉中国的投资已经受到制约,红杉美国总部加强了对红杉中国的控制,每个项目都要特别审批,还派人不时监督。红杉中国,此前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其对项目的全权决策权。 其项目投资明显减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查看红杉中国基金的最近投资项目是去年12月1日的京冶轧机,而2008年整个下半年只投了3个项目。 但也有业内人士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2008年下半年所有机构都放慢了投资的节奏。仅就这一点并不能作为红杉中国受制于总部的证据。 不过当本报有记者就此话题联系沈南鹏时,沈非常生气,连续用了三个没有任何变化,“(与以前)没有任何变化,美国总部没有派人,红杉中国依然拥有100%决定权。” 据接近人士透露,红杉美国确实派人到中国,但是“是指导”而并非“监督”业务。沈南鹏也并不是如外界所说的,其决策权“百分百被收回去了”,只是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一票,行使否决权还是可以的。 其中原因,还是张帆的离去。张帆出走,其此前投资的公司需要有人接手;而红杉中国的“双子星座”由于张帆离职而失效,“所有的决策总不能沈南鹏一人说了算”。 况且沈南鹏所主导的某些投资也危机重重,前有众合保险的“诉讼门”,后有因为上海新生源而与凯雷的官司。 美国红杉派人来中国,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是所投公司出现问题,还是团队出现了问题,还是市场竞争压力所致?“他们需要研究,然后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说,这也无可厚非。 一家LP人士说,国内目前有的几家和海外机构合作的基金,“他们都或多或少碰到了问题,无论是项目的还是团队的”。 在经过调查之后,“要么维持现状,要么不干了,要么放慢脚步”。摩根凯瑞董事总经理张震说,具体调整不会那么迅速,同时不干的可能性很小。“好歹基金已经募集起来了,大多都有10年的周期,关掉是不现实的。” 而更大范围内的调整,或许是VC、PE的理性回归。除了现在已经意识到的“审慎、注重增值服务外”,Harbourvest董事总经理Philip Bilden也说,长期持有所投公司股份到3-8年,将会是VC们的经典做法,因此“以短期内的成败来衡量其得失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而这些外资PE标榜的投资就是投对人的理念,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偏离跑道。 亚洲传媒如此,PPG如此,太子奶亦如此。 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当时都是可行的,至今,PPG的投资人以及业界都认为,PPG的轻公司商业模式有不错的未来。 佳华伟业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向前认为,以前VC、PE“撒胡椒面那样投资”的方式也将被摈弃。“专业化是必然。” 事实上,红杉中国在此前的投资就是以快速见长,而其在最初的半年内投的项目,范围涉及之广令人惊讶。 10分钟决定一个投资案、因为相谈甚欢就决定投资,有的时候不免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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